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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特质

地处河湟民族走廊核心地带的临夏市是临夏砖雕艺术的发源地,这里装饰精美的宗教、民居建筑几乎成为一座座砖雕艺术的博物馆,可以更加形象地说,临夏市是一座用青砖雕刻的城市。

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有其源与流,这种源与流的汇聚不止发生在历史的某一时段,而是一种持续发生的现象。就临夏砖雕而言,不同历史时期多地域、多民族文化基因均构成了其源与流。元、明、清时期,随着多次大范围的民族迁徙,来自多地域、多民族的手工艺传统传入了河湟地区。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原生于内地的建筑砖雕以其文质与儒雅的气息,低调奢华的外观备受河湟民间人士青睐,使砖雕作为一种技艺、行业甚至具有地标性质的文化符号在河湟地区生根。

早期的临夏砖雕曾有“回族砖雕”之称,这一称呼有其深刻的原因,直至20世纪末,回族人仍旧是从事砖雕行业的主体人群,而临夏砖雕不雕刻人物形象的习俗亦可以证明其与伊斯兰文化密切的关联。从历史情况来看,在河湟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圈中,穆斯林民族的商业文化传统成为河湟各民族之间有效的经济和文化中介,并且以其浓厚的域外文化基因拓展了河湟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空间维度。

此外,明清以来在河湟地区建立了广泛群众基础的伊斯兰苏菲主义宗教文化对于临夏砖雕的形成构成了更直接的影响。从现象上看,苏菲派的文化包容性十分成功地融合了汉文化的文道之气以及民俗文化传统,而苏菲派门宦营建的清真寺、拱北建筑则成为河湟地区多民族手工艺文化集中呈现的场所,这种多元交融的装饰传统也同时影响了河湟地区其他民族的建筑装饰风格,对于整个河湟地区多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地域文化精神

清末至民国初期是河湟地区近代多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时期,以多元的宗教文化、人文文化为载体的河湟文化体系开始形成,这种多元文化体系对于河湟多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临夏砖雕而言,完善的雕刻技巧、创新的风格以及不断涌现的优秀匠师共同使临夏砖雕摆脱了内地砖雕的影子,发展成一种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成熟的、体系化的民间工艺形式,正是这些特点最终使临夏砖雕闻名遐迩。

与清代砖雕相比,民国时期的临夏砖雕则呈现出更多的生活气息,姿态万千的花卉与琳琅满目的博古图像逐渐成为砖雕题材的主流,尽管内涵仍旧脱离不了民俗吉祥文化的寓意,但其生动与成熟的造型艺术风貌已远非清代砖雕可比。从时代背景来看,日渐频繁的地域文化交流对砖雕风格的演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交流不仅使近代的木雕、玉雕玲珑繁复的造型技艺被移植到砖雕上,亦使沿海发达地区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装饰元素渗透到临夏砖雕艺术之中,这些西方文化元素不仅带来了创新的纹饰和构图,也带来了造型技巧上的写实化倾向,这些特征与传承已久的中国民间造型体系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效果,反映在砖雕作品上,写实性的高浮雕逐渐成为主流。

此后,牡丹、葡萄、博古成为临夏砖雕的“三绝”。

文化变迁中的传承与发展

在河湟地区,尽管艺术的需求者有民族宗教之别,但是其持有者和创造者却常常超越民族和宗教的界限。在各民族手工艺人共同营造的地域文化景观中,不同的文化习俗、价值判断、审美情趣日益被各民族相互认同,原本封闭的工匠群体和技术体系被突破,多元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族群间漂移。自此,回族的砖雕,汉族的木雕,藏族的彩绘成了河湟民间对于河湟手工艺群体最普遍的认知。

21世纪以来,随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砖雕开始成为临夏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和文化输出产品,而砖雕行业的组织、生产、经营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基于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砖雕的生产开始大量使用电动工具,并且由于创作大型作品的需要而开始使用流水线作业,这些改进不但使生产效率获得了很大提高,也使临夏砖雕的生产与创作的系统化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从业群体的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近年来,由于回族商业文化的复兴,继续从事手工艺的回族艺人越来越少,汉族匠师的比例则越来越高,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导致临夏砖雕文化的断代或缺失,反而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当代临夏砖雕的名作大多出自汉族艺人之手,这种现象既表现出文化基因跨民族传承的可能性,亦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自适应发展能力。

近年来,临夏砖雕的工艺手法和艺术趣味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更富立体感的、多层次的透雕技法开始成为主流。相对于清末和民国时期较为扁平的雕刻技法和疏密有致的文人画构图,当代的临夏砖雕开始呈现出一种繁密的、不留空白的装饰风格。从文化视角来看,风格、图案的变化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外在的演进特征,作为文化精神的物化,艺术风格的改变始终映射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文化整体格局的变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被文本约定的内涵与形式,但是在现实中,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生却常常超越这些规约性,是多地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共创的成果,砖雕文化在地域、族群间漂移和传承的历史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内涵。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西北民族民间美术研究所所长)